經濟學的第一原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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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效率;經濟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經濟學的淵源與發(fā)展
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按波斯納所言,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1]。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guī)則的效率。
法律經濟學產生并形成于20世紀中期,但萌芽于18世紀中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述“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對稱”這一原則時指出,此原則必須依賴于對刑罰與犯罪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術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計算代替數學中計算的精確性”[2]。對此,邊沁做出了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用成本效益來解釋罪罰相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經濟學思想開始被用于對法律制度、規(guī)范的分析。
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周期性的越來越明顯,舊制度經濟學者們企圖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分析現有制度的動態(tài)演進,并通過對制度的改良來緩解經濟發(fā)展周期性問題。與此同時,以弗蘭克、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興起。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和艾倫·迪萊克特開始利用微觀經濟學來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倫·迪萊克特教授在1958年創(chuàng)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譯《法律經濟學雜志》),即為后來法律經濟學建立的標志之一。這個時期,法律經濟學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個別領域,區(qū)別于后來對法律作出全面經濟分析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通稱為“舊經濟分析時期”。
以1960年羅納德·科斯的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發(fā)表為標志,法律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fā)展的新時代——“新經濟分析時期”。就學術流派而言,主要有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經濟分析的范圍,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權法、財產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全面擴展。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納,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集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律分析之大成,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標志著法律經濟學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的發(fā)展進入了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fā)展趨勢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傳統的法律經濟學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這種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進程較為緩慢。另一種“非主流”學派強調“法律的經濟哲學分析”,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分析和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研究和探索選擇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法律制度與經濟關系的后果[4]。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主導著現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縱觀以上的法律經濟學發(fā)展歷史,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fā)展,都自然會受制于歷史進程中一定的社會規(guī)律,那么真正貫穿于法律經濟學的發(fā)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法律”還是“經濟”
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公平”、“正義”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很多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鑒于此,法律經濟學一直被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來看待。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律經濟學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5]法律經濟學顯然是利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那么我們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顯,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變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對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發(fā)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注釋》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極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世界,傳統經濟學錯就錯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們應該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對交易賴以進行的制度詳細地加以規(guī)定,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交換過程的討論就毫無意義?!盵6]這說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認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現實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經濟學中以大量的經濟分析方法為基本工具,法律經濟學首先也應當是一門法律學科。因為作為區(qū)分學科的重要標準——研究對象是法律及相關制度。經濟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篇2
一、經濟倫理不是經濟與倫理的人為結合
一般說來,完善意義上的經濟是理性經濟。因為經濟問題不是一個純而又純的投入產出的物質的或數量的問題,它雖是物質及其數量問題,但也內含著精神及其倫理問題。經濟如果不內含著精神及其倫理問題,這樣的經濟無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從古典經濟學派強調經濟范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道德范疇到近代經濟學家的“經濟人”假設及隨后的“新經i濟人”的提出,都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經濟與倫理關系的不可分。盡管他們有時提出這些觀I點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學的、甚或是錯誤的,但至少不會誤導人們把經濟和倫理當作毫不相干的兩回事。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的阿馬蒂亞森指出,盡管忽略了倫理方法,經濟學照樣能獲能相當豐碩的成果,更未必使經濟學失敗,但經濟學的更強的說服力在于對經濟行為中的社會相互依賴關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國學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確指出:“經濟不僅僅是由經濟規(guī)則來控制的,而是由人來決定的,在人們的意愿和選擇中,經濟上的期望、社會規(guī)范、文化的調節(jié)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總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這種總和在經濟行為和經濟理論中,也必須得到考慮并反映到經濟行為的道德特性上來?!?這些觀點對于我們理解經濟和倫理的關系都很有參考價值。
其實,理解和把握經濟現象離不開對其倫理內涵的認識。同時,理解和把握倫理問題必須建立在對當時經濟狀況尤其是經濟關系的分析上。否則,對兩者的理解和把握難以做到具體和科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更注意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商品范疇出發(fā),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尤其是工資理論第一次透視到工資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關系??v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過程,不難發(fā)現,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時,始終在著力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并由此來展示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換句話說,只有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政治和倫理關系尤其是階級利益關系有一個充分認識,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資本主義經濟。
因此,宏觀上來考慮經濟和倫理的關系可以這樣說,經濟和倫理是一個問題(或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在現代條件下,經濟和倫理的邏輯關聯體現得更為明顯。
第一,經濟作為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它是人的素質的物質體現,經濟成就是人的思想觀念的物化。生產過程是主體為了達到一定的物質利益而形成的一個經濟行為過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觀念指揮和操縱下進行。而這種思想觀念的核心是人的倫理道德觀念,人的價值取向、人生態(tài)度以及勞動態(tài)度直接影響到經濟發(fā)展的速度和經濟建設的成就。為此,經濟成就也總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質的高低、人的道德覺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為主體追求經濟效益、實現自身價值、造福他人和社會來說,經濟行為本身就是倫理道德行為。因此,經濟問題說到底也是個倫理道德問題。
第三,所有經濟成就都是人際協作的結晶。社會化大生產的發(fā)展依賴大協作,沒有協作就沒有生產力的發(fā)展。所以,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達不發(fā)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地區(qū)的體現為現代倫理精神的協作精神和協作程度。
第四,倫理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式,反映著復雜的社會人際關系。當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際利益關系,反映社會人際關系中最核心的經濟關系,唯此,倫理道德才不會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經濟倫理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他認為:“在道德和經濟的決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道德不是其他觀點之外的一種觀點,而是在經濟倫理學,首先是在經濟理論的情況下獲悉、整理、評價科學觀點,并使之用于實踐的一種形式?!?
由此可見,離開了倫理道德,對經濟不能作出正確的認識和把握;離開了經濟,倫理道德也會是空洞無物的虛幻的東西。
二、經濟倫理學不是倫理學與經濟學的簡單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倫理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指出:“倫理經濟學的概念超出了經濟倫理學作為經濟的倫理學的研究目的,趨向于倫理學理論和經濟學的一體化。倫理經濟學的含義肯定超過‘經濟學+倫理學’?!?他同時指出:“經濟倫理學或倫理經濟學的一方面是符合倫理學的經濟理論和倫理制度及規(guī)則的經濟學的,另一方面與經濟的倫理學也是相符的”?!皞惱斫洕鷮W或經濟倫理學也是一種以經濟文化的倫理為前提條件的理論,是一種以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和價格體制作用為前提的倫理規(guī)則和行為的理論”,且倫理經濟學和經濟倫理學的概念在逐漸融合?。據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種判斷,即經濟倫理學的含義肯定超過“倫理學+經濟學”。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觀點對于我國創(chuàng)建當代經濟倫理學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不僅能糾正一些諸如經濟倫理即是經濟中的道德問題或經濟倫理學即是倫理學+經濟學的片面觀點,更有利于我們在更深層次上認識經濟倫理學的學科依據及其性質。
應該說,倫理學和經濟學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觀意義上可稱之為相同)學科,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說:“對經濟理論和道德理論之間的界限根本不能做嚴格的界定,因為一般的行為與這兩種理論必定都有聯系?!?事實也是如此,對任何一種經濟行為的完整評價和理論分析都離不開對其進行應該不應該的確認,都需要作價值論證;同樣,任何一種倫理道德觀點的表述和倫理道德論的闡釋都離不開對人的逐利行為的深層次觀察和分析。
對此,有的學者明確提出,倫理學和經濟學不能分離或分裂。美國的G恩德利認為,倫理學和經濟學的分離會導致兩種危險:一是“忽視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手段的貢獻和經濟刺激對實現倫理目標的幫助”;一是“工具化“即倫理被誤用來僅僅作為取得目標的手段”。所以,“來自機械論、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夠的,因為它們否認人的行為的特殊性,即否認人的行為的反思的自我參照和價值導向,而不把它們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寧愿說,我們需要一個更為寬泛的經濟學的概念,一種與倫理相關的研究途徑,它包括人動機和對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并且允許把倫理問題納人到經濟模式和功能性的領域中去?!睘榇?,“經濟學應該明確地考慮人類行為反思的自我參照和價值導向?!?/p>
倫理學和經濟學的分離,帶來的學科建設的后果是嚴重的。我國的經濟學理論過去對于倫理問題和倫理學理論的關注十分不夠,以至有的經濟學家提出“等經濟發(fā)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設還不遲”的庸俗觀點。同樣,倫理學理論亦很少關注經濟問題和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對經濟方面的實證分析較弱,以至我們提出的許多倫理道德命題和倫理道德原則有時很難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共鳴。其實有些命題和原則并不存在什么問題,問題是疏忽了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和對經濟學理論參照,削弱了一些倫理道德命題和原則的說服力和吸引力。阿馬蒂亞森也曾經指出:“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已經導致了福利經濟學貧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經濟學和預測經濟學的基礎?!?“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在經濟學經常使用的一些標準方法中,尤其是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學研究的。因此,我認為,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應該承認,倫理學和經濟學的確是兩門學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經濟觀念(理論)和倫理道德觀念(理論)相互滲透,倫理學和經濟學才不會導致形而上學,也才能促使經濟行為實現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經濟倫理學不是矛盾的修飾法、不是生硬的鐵、也不是由兩種不協調的理論組成”,而是通過互相交流和補充而形成的一個學科整體。
三、科學的經濟倫理學的建立何以可能
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引起人們的關注才近20年的時間,在國外也是作為新興學科的面目出現的。盡管如此,人們對經濟倫理問題的思考卻由來已久。我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德性主義十分注重倫理道德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在經濟與倫理的關系上主張經濟是倫理的手段,倫理是經濟的目的。這雖說不免有些極端,但將經濟和倫理結合得如此緊密,其思想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以至“利以義取”的價值觀影響了我國兩千多年的思想文化發(fā)展史。西方“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在‘對人類有益的東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種經濟管理問題,并提出了對經濟學工程方法的需求?!盄西方歷史發(fā)展到近代,從“經濟人”假說和“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來功利主義、合理利己主義思想理論的闡釋使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倫理思想體系逐漸形成。當然,許多經濟倫理思想有著明顯的階級局限,從本質上說,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倫理衛(wèi)士”,有著明顯的虛偽性。但是有關公正與效率關系的論述,互惠互利原則的闡述等等,多少帶有科學和合理的成分,為科學的經濟倫理學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
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倫理思想十分豐富。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政治經濟學,透過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揭示的是不同類型人的階級本質,并通過對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矛盾運動的分析,揭示了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系統提出了解放全人類、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的政治原則和倫理原則??梢哉f,的政治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部政治經濟倫理學或稱政治倫理經濟學。這是我國創(chuàng)建科學經濟倫理學的重要指導思想。
我國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為科學倫理學的創(chuàng)建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根基。第一是因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的主人,公平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道德權利使得每一位社會成員均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自身價值。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又為人與人之間的理性競爭和互利協作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運行機制,弱肉強食和爾虞我詐等不道德行為將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抑制的。第三,以德治國、理性經濟是我國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道德建設的基本手段和目標,這給科學的經濟倫理學的形成提供了強有力的理念支撐。
篇3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fā)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p>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fā)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蓖瑫r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p>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fā)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chuàng)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fā),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偫碓浾f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睖乜偫淼脑捠菍χ鴥刹空撝那‘斣u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wèi)?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p>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fā)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xù)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yōu)”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tài)。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笨梢?,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guī)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fā)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fā)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jié)儉。他認為節(jié)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jié)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倍硪晃恢Z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篇4
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最早出現于 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
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 這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后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fā)展和變化。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偭?。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偭康挠嬎恪_吳甙奄Y產階級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睒税駷楣髁x的最高目標。
帕累托的“最優(yōu)狀態(tài)”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是指這樣一種狀態(tài),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guī)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余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于失去的消費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余將大于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fā)點,也就是根據已確定的社會目標,建立理論體系;以邊際效用基數論或邊際效用序數論為基礎,建立福利概念;以社會目標和福利理論為依據,制定經濟政策方案。
庇古是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chuàng)立者。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guī)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庇古認為福利是對享受或滿足的心理反應,福利有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之分,社會福利中只有能夠用貨幣衡量的部分才是經濟福利。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將價值判斷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個人間效用可比較性不能成立,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后,卡爾多、??怂埂⒗占{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fā)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后,??怂?、西托夫斯基等人對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繼續(xù)進行討論。他們主張把價值判斷從福利經濟學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實證研究;主張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序數論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基數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員優(yōu)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柖嘞?怂埂⒗占{、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
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
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于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么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回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回避收入分配問題,后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
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霍特林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yōu)條件和生產的最優(yōu)條件。
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yōu)狀態(tài)“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yōu)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標準和補償原則。
卡爾多、??怂沟热说母@洕碚?受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發(fā)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怂沟热说男赂@洕鷮W把實證問題和規(guī)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后,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量的函數,這些變量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tài)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yōu)狀態(tài),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yōu)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
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并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阿羅繼續(xù)研究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阿羅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的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yōu)社會位置。
篇5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了循環(huán)經濟的新視角,即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與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區(qū)別和聯系及其研究對象,并將此思想運用到區(qū)域創(chuàng)新和區(qū)域規(guī)劃中,以期對該理論的未來發(fā)展提供借鑒。
在新循環(huán)經濟學中,有學者提出發(fā)達國家正在實施的循環(huán)經濟(即后工業(yè)經濟)是知識經濟的第一階段。筆者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高技術的污染遠比傳統意義上的污染復雜,在生產、消費和消費后廢棄等階段都對環(huán)境產生影響;第三產業(yè)也會產生一定的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因此,應該大力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循環(huán)型知識經濟是循環(huán)經濟的最高階段。
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概念的再認識
空間結構是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與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核心是5R原則(包括再思考、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huán)、再修復),強調區(qū)域協調發(fā)展原則和生態(tài)工業(yè)園的建設。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也重視生態(tài)工業(yè)園的建設。但總體上看,二者對空間結構較少涉及。主流經濟學忽視空間結構研究的缺陷已經為學者們所認識,因此,作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學新模式,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與新循環(huán)經濟學必須將空間結構作為重要研究內容,以研究空間結構為核心的地理學應該是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與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建立和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將是地理學和循環(huán)經濟學發(fā)展的重要方向,但這一點還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可分為通論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部門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包括農業(yè)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工業(yè)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第三產業(yè)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等)和公司(企業(yè))循環(huán)經濟地理學。
有學者認為,廣義循環(huán)經濟有其特定的內涵,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筐”,凡有產業(yè)聯系的都要往里“裝”。例如,電-高耗能產業(yè)耦合、資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yè)自發(fā)進行的產業(yè)活動,不存在上游廢物變成下游原料的關系,不應是循環(huán)經濟。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理由如下:盡管目前循環(huán)經濟的發(fā)展需要依靠政策來推動,但循環(huán)經濟與市場經濟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場經濟是建立循環(huán)經濟的基礎,因此,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yè)自發(fā)進行的產業(yè)活動排除在循環(huán)經濟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術條件下,廢物如廢鋼鐵就是資源,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電-高耗能產業(yè)耦合、資源的深加工與垃圾發(fā)電-高耗能產業(yè)、廢物如廢鋼鐵的深加工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因此,不能因為不存在上游廢物變成下游原料的關系,就認為不是循環(huán)經濟。狹義的循環(huán)經濟更多地關注生態(tài)效益,忽視經濟效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如電-高耗能產業(yè)耦合和資源深加工盡管不存在上游廢物變成下游原料的關系,沒有形成完整的循環(huán)經濟鏈,但只要遵循5R原則,就是循環(huán)經濟鏈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區(qū)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環(huán)經濟鏈,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比目前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的內涵更豐富。
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與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區(qū)別和聯系
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主要創(chuàng)新在于提出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科學技術與自然生態(tài)三個大系統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增加了再思考與再修復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進行了延伸與拓展,強調和諧社會的形成(包括區(qū)域協調發(fā)展原則和消除貧困原則)、知識經濟與循環(huán)經濟的融合、循環(huán)經濟方程、新循環(huán)經濟國民經濟統計指標體系是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循環(huán)經濟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的主要創(chuàng)新在于強調廣義循環(huán)經濟包括經濟、自然環(huán)境及社會三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銜接,涵蓋了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生態(tài)環(huán)境三個方面,追求三個系統之間達到一種理想的優(yōu)化組合狀態(tài)。廣義循環(huán)經濟理論不僅關注工業(yè)系統、社會系統內部循環(huán)經濟體系的建設與發(fā)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資源、環(huán)境、經濟、社會等因素納入循環(huán)經濟理論體系,構建完全意義、具有廣泛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的循環(huán)經濟理論體系。并探討了廣義循環(huán)經濟的生態(tài)學基礎與模式轉換、廣義循環(huán)經濟的經濟學基礎與經濟學范式的轉換、廣義循環(huán)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和社會運行機制與社會治理,推進了循環(huán)經濟的發(fā)展。
從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點在于強調社會系統、經濟系統與生態(tài)系統構成的復雜巨系統是循環(huán)經濟的研究對象,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tài)效益是循環(huán)經濟的目標,3R原則是循環(huán)經濟的重要原則,與狹義循環(huán)經濟相比更強調社會效益以及生態(tài)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協調發(fā)展,是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系統學思想指導下對循環(huán)經濟理論的創(chuàng)新。二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研究內容的側重點不同,對循環(huán)經濟原則認識的深度不同,對科學技術系統重要性認識的不同。但從學科視角看,二者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是一致的,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屬于可持續(xù)發(fā)展學。
新循環(huán)經濟學和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學,不能僅以經濟效益為目標,也要追求生態(tài)效益和社會效益,要研究社會經濟系統、科學技術系統、自然生態(tài)系統三大系統之間的協調發(fā)展,但重點應是其中的子系統即經濟系統,否則,新循環(huán)經濟學和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就等同于循環(huán)型可持續(xù)發(fā)展學,也就是說目前的新循環(huán)經濟學和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太過寬泛。廣義循環(huán)經濟學和新循環(huán)經濟學的發(fā)展方向應是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系統學思想指導下,根據5R原則和三循環(huán)理論(良性自然循環(huán)、良性經濟循環(huán)和良性社會-經濟-自然復合循環(huán))等對傳統線形經濟學進行改造,以循環(huán)型市場經濟為基礎,并將空間結構作為重要研究內容,是更新和更廣義的循環(huán)經濟學,可稱為循環(huán)型可持續(xù)發(fā)展經濟學。
循環(huán)經濟與區(qū)域創(chuàng)新
區(qū)域創(chuàng)新網絡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各個行為主體(企業(yè)、大學、研究機構、地方政府等組織及其個人)在交互作用與協同創(chuàng)新過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種相對穩(wěn)定的、能夠促進創(chuàng)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關系總和,結點主要包括企業(yè)、大學或研究機構、政府等公共組織機構、中介服務組織以及區(qū)域金融機構等。在可持續(xù)發(fā)展背景下,循環(huán)經濟必然是區(qū)域創(chuàng)新的理論基礎之一,區(qū)域創(chuàng)新網絡將轉型為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其中的企業(yè)將變成循環(huán)型企業(yè),既包括傳統企業(yè)的循環(huán)經濟改造,也包括資源再生企業(yè)和生態(tài)恢復企業(yè)。大學和研究機構要研究循環(huán)經濟技術,并通過教育、培訓以及成果轉化等方式,有效地促進循環(huán)經濟知識、信息、技術等的擴散或市場價值的實現。循環(huán)經濟信息服務中介組織、循環(huán)經濟社區(qū)協調中介組織、雙軌制回收中介組織和民間環(huán)保社團成為循環(huán)型中介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積極營造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環(huán)經濟制度,促進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的形成與發(fā)展。區(qū)域金融機構要支持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的發(fā)展。以上各循環(huán)型結點之間的物質(含“廢物”)聯系和循環(huán)經濟知識、技術、信息、人才等的聯系成為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中的重要關系鏈條。由于我國的循環(huán)經濟制度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目前應充分發(fā)揮政府在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中的重要作用。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的基本特征除包括傳統的動態(tài)性、系統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還應包括遵循5R原則和公平性,以實現可持續(xù)的區(qū)域創(chuàng)新。
根據循環(huán)經濟理論,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將是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有利于吸引人才,優(yōu)質的自然資源有利于循環(huán)型產品的生產),傳統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法律環(huán)境、經濟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社會服務環(huán)境和基礎設施必須根據循環(huán)經濟理論進行創(chuàng)新,如加強企業(yè)之間相互利用“廢物”的運輸通道和“廢物”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制定有利于循環(huán)經濟發(fā)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導循環(huán)經濟文化。
根據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要求,以上理論必須在循環(huán)經濟理論指導下進行創(chuàng)新,才能成為區(qū)域循環(huán)型創(chuàng)新網絡的理論基石。規(guī)模循環(huán)經濟理論要求既考慮經濟成本也考慮社會成本和生態(tài)成本,既考慮經濟效益也考慮生態(tài)效益和社會效益。范圍循環(huán)經濟理論要求在由動脈產業(yè)和靜脈產業(yè)構成的循環(huán)經濟產業(yè)內進行專業(yè)化分工與合作。循環(huán)經濟交易成本理論要求傳統交易成本“綠色化”,包括“廢物”信息成本、綠色市場信息成本、循環(huán)經濟技術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監(jiān)督管理成本等。環(huán)形網絡創(chuàng)新理論要求由線性創(chuàng)新模式或非線性創(chuàng)新模式轉變?yōu)橛森h(huán)形創(chuàng)新模式與傳統網絡創(chuàng)新模式融合創(chuàng)新形成的新模式。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競爭優(yōu)勢理論要求重視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要素、綠色市場條件、基于產業(yè)生態(tài)聯系的相關與支撐條件等的作用,既考慮經濟優(yōu)勢也考慮生態(tài)優(yōu)勢和社會優(yōu)勢。
循環(huán)經濟與區(qū)域規(guī)劃
新的區(qū)域資源觀。一方面,在傳統的區(qū)域資源觀中,區(qū)域資源包括自然物質資源、知識、信息和制度等無形資源,但在循環(huán)經濟背景下,許多“廢物”成為資源,如垃圾發(fā)電。另一方面,傳統的認為知識和信息資源等無形要素逐漸取代自然物質資源而成為決定區(qū)域發(fā)展關鍵因素的觀點的合理性在于強調了知識經濟的影響,但忽略了自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的稀缺性在逐漸加大的事實。
新的區(qū)域發(fā)展觀??沙掷m(xù)發(fā)展觀已成為指導區(qū)域發(fā)展的主流發(fā)展觀,但在傳統的線形經濟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環(huán)經濟為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因此,基于循環(huán)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將是指導區(qū)域發(fā)展的理想發(fā)展觀。
新的區(qū)域市場觀。在循環(huán)經濟背景下,綠色市場將逐漸取代傳統市場,同時,由于循環(huán)經濟制度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必須加強政府的作用,政府調控與市場導向共同促進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發(fā)展。
為實現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將成為區(qū)域規(guī)劃的新理念,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理論將成為指導區(qū)域規(guī)劃的新理論,區(qū)域規(guī)劃要遵循5R原則,重視社會公平(如區(qū)域協調與區(qū)際協調)和生態(tài)恢復,以經濟效益、生態(tài)效益和社會效益為目標。
區(qū)域循環(huán)經濟研究方法即物質流分析方法、生態(tài)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環(huán)經濟系統論方法、循環(huán)經濟信息論方法和循環(huán)經濟控制論方法等將進一步豐富區(qū)域規(guī)劃的研究方法。
篇6
信息經濟學起源于1919年索爾斯?凡勃倫(ThorsteinVeblen)的《資本的性質》(1919)中關于知識的增長構成財富的主要來源的論述。經過近四十年,許多的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雅各布?馬夏克(JacobsMarschak)于1959年的《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產生。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信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內容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知識。我國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學術進展大致分為五大領域,針對其中的信息系統和信息資源管理中的經濟問題,在圖書館學和情報學領域內也展開了較多的研究和討論。信息經濟學發(fā)展的同時,也必然向相關學科發(fā)展和滲透,圖書館學也不例外,二者互相交叉,相互滲透,相互發(fā)展。
信息經濟社會中,圖書館不僅是圖書文獻的收藏地,更是知識、信息加工和傳播的場所,并通過進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經濟環(huán)境中充分發(fā)揮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圖書館已成為知識高度密集的信息產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經濟學與圖書館學在相互碰撞的過程中促進了各自的發(fā)展,擴大了其研究的對象,深化了研究的內容。
信息經濟學的確立和發(fā)展為圖書館學注入了新的內容,促進了圖書館學的發(fā)展和變革。圖書館學需要研究數字化、網絡化等因素給圖書館本質、屬性、基本矛盾、發(fā)展規(guī)律、職能等諸方面帶來的新變化,并繼續(xù)探索圖書館的理論基礎、圖書館學研究的方法論體系,以基礎理論研究指導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全局。信息經濟給圖書館的發(fā)展帶來了良好的機遇但也使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
此外,圖書館作為信息經濟產業(yè)中的一個部類,其發(fā)展規(guī)律和實踐的理論——圖書館學與信息經濟學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自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圖書館學教學單位紛紛將圖書館學系改名為信息管理學系,信息經濟學也出現在信息管理學系的課堂上。信息經濟學是經濟科學在信息時代的發(fā)展和延續(xù),是對經濟學基本問題在新的社會與技術環(huán)境中的進一步研究,對于圖書館學專業(yè)來說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專業(yè)課程。
二、有關信息經濟學理論簡介
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可以從下面三方面的理論進行探討:
1.信息不對稱理論
信息不對稱概念,源自著名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對稱信息論。所謂非對稱信息,就是在相互對應的經濟主體之間不作對稱分布的有關事件的知識或概率分布。非對稱信息論認為:(1)相關信息在交易雙方之間的分布是不對稱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較多的相關信息,一方處于信息優(yōu)勢,相對方則處于信息劣勢;(2)交易雙方對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對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引起了對圖書館信息不對稱現象的研究。圖書館信息服務中信息不對稱有哪些表現、信息不對稱對圖書館信息服務有什么影響、圖書館如何降低服務中信息不對稱程度、減少其負面影響,等等。隨著這一研究不斷深入,對改進圖書館的信息服務工作,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如何消除圖書館讀者與管理人員、采購部門與書商、圖書館管理層與職工、圖書館與系資料室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則是新時期搞好圖書館信息服務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
2.信號理論
1973年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Spencer)提出信號理論。信號理論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逆向選擇問。信號理論主要將討論這樣的一種情況,擁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使用能夠為公眾觀察到的“信號”,向不擁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傳遞私有信息。
3.搜尋理論
1961年喬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發(fā)表《信息經濟學》,此文清晰的說明信息不完全是較信息完全更為一般的現象,這篇論文是搜尋理論的奠基性作品。搜尋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的搜尋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個成本遞增的過程。搜尋收益卻不是簡單地收益遞減,而是在開始的一段搜尋時間內收益遞增,然后才開始收益遞減。對于圖書館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種對信息的搜尋、判斷,正因為搜尋的成本是遞增的,所以進行有償服務是必要的。
三、信息經濟學理論對圖書館服務模式的影響和指導
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使圖書館學者面對圖書館工作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開展了新的科學研究。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使圖書館學研究的內容深化,研究的對象擴大,促進了圖書館學的發(fā)展?;谛畔⒔洕鷮W和圖書館學理論的新視角和豐富的數據分析結果,必須對圖書館的角色、服務模式及發(fā)展方向進行重新定位。
1.有償服務研究的深化
從圖書館學中探討的有償服務問題看,是存在著兩類不同的有償服務,一類是“創(chuàng)收”性質的服務,如出租圖書館館舍門面,變圖書館為“租書館”等等,不論是權宜之計,還是單位的行為,都是得不到科學的解釋的。這類有償服務背離了圖書館的宗旨,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同行們的批評,它是離開了圖書館本身的業(yè)務建設而外加到圖書館身上的,不是面對信息時代,也不符合發(fā)展圖書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這一偉大宗旨。另一類是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的有償服務,它是與圖書館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相適應的?,F代各類圖書館在信息資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種模式,即無償服務的“館藏模式”、以市場化的有償服務為主的“商業(yè)模式”和有償與無償服務相結合但以后者為主的“服務模式”(如學校圖書館是在做好為本校師生免費服務的前提下,向社會、企業(yè)提供有償服務),它們的共同點是以館藏為基礎,以服務為中心。信息經濟學的影響和滲透為圖書館有償服務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如信息的供求理論、用戶的偏好、信息價格的彈性理論、信息的環(huán)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有序有效地發(fā)展,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無償服務與有償服務相結合將是圖書館信息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兼顧的前提下,根據各自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的差異,各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應制定“因館制宜”的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劃。
按的觀點,服務完全具有商品屬性。而信息服務作為一種智力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高級服務形式,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過服務收取報酬。有償信息服務=有償信息+有償服務。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知識性的資產本身將貶值,知識的處理和服務將增值,而信息的有償服務則體現了這一發(fā)展趨勢,它將對圖書館信息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圖書館學則是結合圖書館的實際工作對有償服務模式進行探討研究,如有人認為三類信息應區(qū)別對待:對具有商業(yè)開發(fā)價值的信息(商貿、投資、金融、企業(yè)經濟、娛樂等),可體現“經濟效益”原則,開展有償服務;對公益性信息(氣象、自然資源、人口等)關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發(fā)展,應體現“社會效益”原則,開展無償服務;第三類是保密性信息,絕對不能從事商業(yè)開發(fā)。
因此,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隨著信息時代的已經到來,知識性的資產本身將貶值,知識的處理和服務將增值,信息的有償服務將是這一發(fā)展趨勢的體現。作為公益事業(yè)性質的圖書館,所有業(yè)務的開展僅靠國家的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開展各種類型的有償服務不但是信息經濟學和圖書館學發(fā)展所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滿足讀者的不同層次的需求。
2.圖書館工作基本原則的增補
圖書館學中提出的圖書館工作的基本原則,如:讀者第一,以服務工作為中心,為利用而藏書等等,都是從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但在新形勢下就需要增補新的內容。
首先,圖書館的基本矛盾已從“借閱需求與文獻提供”發(fā)展到“讀者用戶的信息、文獻需求與信息處理、信息服務、文獻提供”的矛盾。圖書館的信息服務中既然有為有償服務付酬的用戶,那么讀者第一就應擴大為讀者和用戶,以服務工作為中心中就應包括有償服務。
其次,在有償服務得到肯定的條件下,應提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的原則,還應根據各類不同圖書館及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的差異,制定“因館制宜”的原則。
第三,根據國際圖聯提出的主題“變革的挑戰(zhàn):圖書館與經濟發(fā)展”,應提出圖書館為經濟發(fā)展服務的原則。圖書館工作除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外,應突出為經濟發(fā)展服務,這是符合圖書館與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
3.信息經濟學的滲透加快了圖書館數字化、現代化的步伐
信息經濟為圖書館的數字化發(fā)展提供了先進的信息技術設備,寬松的信息網絡環(huán)境,豐富的數字信息資源,多樣的多媒體信息服務手段。另一方面,數字圖書館也將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的信息產業(yè)的一個部類?;谶@樣的理念,圖書館應該加強聯盟合作、加快數字化進程、更新服務手段、改革管理機制、保障讀者權利等方面的綜合建設。圖書館要適應信息經濟的大環(huán)境,積極主動并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為事業(yè)的生存與發(fā)展開拓良好的空間。著力加強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在圖書館的應用和普及,確保圖書館在知識收集、整理、加工和傳播過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圖書館學認為:文獻資源開發(fā)是傳統的圖書館工作的主要產品,信息資源開發(fā)則是現代圖書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現代圖書館已經從單一的圖書保管者邁出了服務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從局域服務走到開放服務,工作中心由書本轉移到人,在信息傳遞和咨詢及整個圖書館業(yè)務環(huán)節(jié)上都貫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4.圖書館學概念的更新和引進
篇7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代主流經濟學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論:問題意識與中國經濟學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理論必須來自經驗事實又高于經驗事實,能夠透過紛繁蕪雜的現象揭示其本質,這就是馮友蘭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為此,經濟理論研究必須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包括現實問題意識和理論問題意識兩大方面。其中,前者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挖掘,注重理論的解釋力;后者是對經濟理論問題的反省,涉及理論的邏輯性。顯然,問題意識要求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結構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時又具有包容性的學術態(tài)度和多元化的學術思維,從而能夠跳出常規(guī)范式的桎梏,從熟視無睹的現象中反思既有理論。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卻具有強烈的方法導向特性,主要是在凱恩斯一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作細枝末節(jié)的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并形成了提出問題、文獻綜述、建立模型、理論推導或經驗檢驗的八股格式。同時,方法導向式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是源于理論本身的邏輯或者見微知著的現實,而主要來自其他文獻,這種基于單一思維體系所自我繁衍出來的問題往往只是個偽問題。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在當前中國學術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榮,但對中國經濟的實質幫助卻微乎其微,大量的現實問題都無法根據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思維加以解決。
林毅夫指出,“發(fā)生在中國的現象,表面上看起來和西方一樣,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樣?!币虼?,要真正解釋中國社會的具體經濟現象以及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就不能簡單地模仿“西方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必須突破西方主流理論的分析框架和觀念,必須契合中國人的心理意識和行為特征,并由此構建本土化的中國經濟學范式。當然,這種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內往往很難被主流雜志所接受.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學術精神。林毅夫強調,“經濟學家最重要職責不在于在主流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論能否解釋我們關注的現象,能否對經濟學科的理論發(fā)展做出貢獻。只要理論能解釋現象,慢慢就會被接受。隨著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外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的問題越來越關注,他們發(fā)現現有的理論在解釋中國問題上處處顯得蒼白無力,就會更多地接受根據中國現象提出的理論解釋,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改變現狀。機會總是和困難并存的,中國經濟現象是一個金礦,要挖金礦必須有心理準備付出比挖煤礦更大的代價。所以,關鍵的問題還不是提出新理論、新概念時能否被國內、國外學術界接受,而在于我們能否擺脫現有理論和概念話語霸權的束縛,根據中國的現象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本文就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邏輯基礎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基本特性與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進社會福利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學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面對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對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同時,經濟學必須關注內在于經濟現象中“人”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類行動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內容;(2)隨著社會性資源在生產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內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實上,就本體論而言,經濟學研究的本身就是人類行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會經濟現象。顯然,這一研究對象具有這樣兩大基本特點:(1)濃郁的人文性,人類行為內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識,對經濟現象的改造也往往內涵了人的主觀認知和社會理想;(2)強烈的本土性,不同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行為動機和行為機理是不同的,從而不同時空下產生了千姿百態(tài)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經濟學科本身就具有濃郁的人文性和強烈的本土性,其理論構建必須嵌入于特定時空下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機理之中,理論發(fā)展也必須與社會現實同步演化;不同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差異的,經濟學理論根本無法實現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
現代主流經濟學往往將逐利視為人類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來解釋人類行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但實際上,人類的偏好以及偏好實現的方式都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都受社會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響。韋伯就寫道:“利益(物質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著人的行動。但是,‘理念’創(chuàng)造的‘世界觀’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規(guī)定著軌道,在這些軌道上,利益的動力驅動著行動?!毕鄳?,作為一門研究具體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構成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條件和行為機理就應該體現出某種本土特性。經濟學學說史就表明,經濟學的本土化一直是經濟學發(fā)展過程中非常突出的現象:英國和法國就因文化傳統的差異而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風格,德國也因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而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官房學派、歷史學派和社會市場主義,更不要說更具特色的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質所形成的經濟學流派,相互競爭和相互補充,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科的發(fā)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統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現代經濟學界,隨著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制度、文化、心理等社會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從而導致了行為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等新學科的勃興,并再次引發(fā)了對經濟學本土化的重新探討。_
當然,盡管各種經濟學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國在文化和語言上所存在的差異,但它們的文明特質大體上卻是相通的,其思維意識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文明而言,它發(fā)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來信仰,并經歷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義思維的長期洗煉。事實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會認知和思維方式,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才可以統一于現代主流經濟學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才會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從而最終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夯實了文化心理這一微觀基礎。從這個角度上講,現代經濟學尤其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西方”的,不僅是因為它發(fā)源于西方社會,而且,迄今還植根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論假設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義思維?,F代主流經濟學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認知思維與儒家社會之間存在很大差別:盡管當今中國社會因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而在很多領域的面貌都已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文化和心理結構卻很難短期內被更換,儒家的傳統文化和思維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土壤中。
然而,迄今為止,經濟學的本土化發(fā)展在中國還沒有真正起步。事實上,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的兩大分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它們無論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維、行為機理乃是研究內容上都體現了“西方”特征,從而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就研究思維而言,它們都繼承李嘉圖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從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難以剖析真實世界中人們的互動行為。正是基于這種傾向,由此所構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而不會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同時,由于兩者都將研究對象局限在物質領域而忽視了人類福利的變化,這已滯后于當今社會,而無法對當今實踐起到真正的理論指導作用。這也意味著,無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面臨著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需要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結合起來。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經濟學本質上僅僅是“西方”經濟學,因而其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學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學者所推動,而中國經濟學人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則很難做出實質性貢獻。林毅夫曾指出:“社會科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決定于被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后,各國的經濟關聯十分密切,發(fā)生在大國的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大國本身,而且會對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發(fā)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強國家的經濟現象,并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也就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經濟學家。”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的貢獻并不在于對源于西方社會的“純理論”的闡釋和發(fā)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夠將國內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象上升到理論層面.從而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正因為儒家人性觀、社會觀等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政府決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約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制度結構,就解決不了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國社會的經濟學理論和思維。
三、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jié)
當前,大部分經濟學人熱衷于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和標準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現象,解決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但總體上,他們所推出的經濟政策并無建樹。究其原因,當前中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存在明顯差異,而這些經濟學人所接受的思維和理論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絕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特殊性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現象,并規(guī)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為說明這一點,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價原則為例作一比較分析。
第一,就現實國情而言。當前中西方社會對公共交通的投資方式是不同的,從而產生不同的定價機制。一般地,在西方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資的,其定價以公司效益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消費者的個人效用而作差別定價,早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所付價格往往只有臨時買票的幾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國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的,其定價是以社會福利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生產者的投資成本而作統一定價,無論是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還是臨時買票上車所付的價格幾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維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資,文化上的差異也會產生不同的定價原則,并表現為不同的促銷形態(tài)。由于西方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社會需求和個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夠獲得的價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訂票的消費者往往有更多的選擇,從而價格需求彈性高。相反,由于中國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擔和總收益,因此,最后時刻臨時買票的消費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價優(yōu)惠。究其原因,供給者考慮的是如何盡可能地使已經投入的沉淀成本發(fā)揮最大效益,而在票價高于可變成本的情況下新增一個顧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異的表現和認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會經濟現象,還可以從不同巴士路線的票價差異來獲得更進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國社會,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分攤到單人的運輸成本較高;而在西方社會,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此類乘客的選擇機會較少。相應地,在西方社會,人越多、車越擁擠,票價相應地往往也會越高。這符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彈性定價原則,也與二級定價的價格歧視原則相一致。然而,為西方社會廣泛接受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定價機制,在儒家思維里卻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線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沒有增加,甚至分攤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時需要做的應該是增加班車的數量而不是漲價。事實上,中國各城市開往機場的單位里程價與其他長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價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開設有機場的城市公交路線。而且,中國政府每每在節(jié)日要求加開車輛并堅持查處漲價行為,在“十一”長假還實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對7人以下轎車免費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的思維和認知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差異,從而也就與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邏輯不符合,與最大化個人效用這一基本原則相背。為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回答這樣兩大問題。
正是通過基于上述兩個維度的梳理和剖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結論。(1)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首先具有規(guī)范性,需對事物本質進行探究,并把本質視為改革方向的理想狀態(tài),這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根本思維;相反,現代主流經濟學蛻化為解釋性學說,其所設立的假設主要是作為解釋的參照系。(2)古典經濟學關注公共領域的建設,關注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制度變革,而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私人領域,關注財富的配置和個體行為,因而古典經濟學更適用于當前中國社會。(3)經濟學必須把基于實證的“是什么”和基于規(guī)范的“應該是什么”結合起來,并由此形成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從而有助于對現實的改造。顯然,古典經濟學不僅把應得權利和財富增長結合起來研究社會發(fā)展,并且努力把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學結合起來,這更值得為中國經濟學所借鑒。(4)經濟學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的主流經濟學范式難以解釋中國的社會行為及經濟現象,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關注傳統文化倫理,經濟理論要以中國人的行為機理為基礎。(5)基于中國社會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不僅可以把馬克思經濟學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結合起來,而且可以把經驗的人與超驗的人類理想結合起來。這種行為機理可以為中國經濟學的范式構建奠定堅實的微觀行為基礎,使中國經濟學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并與以建設和諧社會為訴求的當今社會理念相一致。
可見,基于上述兩大基本維度來探索中國經濟學范式,我們不僅將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夯實了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且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等基于價值理性的具體分析思維結合起來,夯實中國經濟學范式的理論與現實一致性。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借鑒數學工具在表達上越來越精確了,但也因拋棄了倫理學內容而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jié)。因此,部分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強調通過借鑒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知識來充實經濟學。事實上,迄今為止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相互排斥的二元結構在我國經濟學界還依舊存在,而數理經濟學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分支之間日益相分離。特別是,將現代經濟理論嵌入中國人行為機理中的研究迄今還非常之少,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人思維及行為方式之間也存在嚴重脫節(jié)。
六、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重要意義
肖特曾指出,社會科學家的工作具有兩類實用性需求:(1)對現實世界的直接理論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應用于富有意義的經驗性問題,這是外行人通常認為的“實用性”社會科學研究;(2)對描述現實世界的現有理論的理論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變現實世界,而是通過改變學者中主流的理論范式來改變我們看待現實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熱衷于計量實證和政策應用的絕大多數經濟學人都在從事第一類的實用性工作,那些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呈現明顯的“工具性”。加爾布雷斯寫道:“經濟學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會通過學者和輿論之口,將實用性的經濟理念灌輸給千百萬學生。盡管這種灌輸過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嚴重缺點卻便于應用的理念灌輸到許多人的頭腦中。絕大多數人很容易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接受那些他們原本應當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種對于經濟生活可能采取的質疑和挑戰(zhàn)的態(tài)度,會被一種更加緩和的、不溫不火的立場所取代。對于那些本應就經濟問題發(fā)表意見或提供指導的人來說,這種灌輸立刻就會對他們產生顯著的影響。雖然這種被普遍接受的關于經濟社會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現實,卻成為人們可以信手拈來而且津津樂道的權威性結論?!眴栴}是,經濟學的工具作用并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正是由于環(huán)境和問題的變化,“那種曾被稱為經濟學而如今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事物及其相關術語,總是帶有強烈的過時的意味?!?/p>
與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類理論性工作,它通過對經濟學研究對象之特性的剖析來對主流理論范式進行反思,并由此尋找與當前中國問題相適應的研究思維。在很大程度上,這類工作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加爾布雷斯就寫道,“在許多人看來,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實用性。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它遠離了經濟學的‘工具的作用’,回歸到更古老、更傳統、更科學、旨在探索和詮釋經濟現象的本源這一崇高的目標之上?!笔聦嵣?,經濟學本身是有關“人”的學科,人類行為具有強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強調,人類行為不能像棋子一樣任人擺布。正因為人類行為與自然事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而兩者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有很大差異。相應地,如何剖析人類社會中真實行為以及衍生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維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當前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尤其是中國經濟學人都熱衷于照搬主流范式、倉促地使用復雜的數學工具來“醫(yī)治”那些具體的“病癥”,而很少愿意花時間和精力來仔細梳理和辨析經濟邏輯的基本特征,往往還把那種對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的思辨和澄清視為無關于具體應用。
事實上,自新古典經濟學將其研究對象集中在市場和政府領域的經濟活動并打造成一門有關自然資源之配置的學說以來.主流經濟學就日益撇開了影響個體具體行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時,在“客觀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旗幟感召下,現代主流經濟學努力打造一種沒有“人為因素”的客觀而抽象的理論體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義思維的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熱衷于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術化和數學化的分析。布羅姆利曾指出,“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時間相對較短,然而在它獲得年輕的科學稱號之后的短短幾十年間,它已經顯露出一種與它的認識方法所不相稱的、無法支持的過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經濟學之所以變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經濟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在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對那些它沒有清晰意見的經濟問題,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回答是:他們是‘非經濟學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隨著這種自信心的膨脹,經濟學開始認為自己擁有比其他社會科學更為優(yōu)越的研究方法,從而導致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急速擴張,并由此產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發(fā)展困境: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與現實越來越相脫節(jié),越來越難以解決現實問題。
以企業(yè)組織的治理為例,現代主流經濟學發(fā)展出的委托一理論把人視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這些偏好的最大化個體,由此衍生的機制設計理論就強調,委托人應該預測人的這種理性反應并設計出一套機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這種思維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過正確的獎懲制度來對下屬進行規(guī)制,管理者的目標也就等同于一臺組織“機器”,其作川僅在于制定恰當的激勵制度,而不需要發(fā)揮“領導”作用,因為下屬們會發(fā)現正確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問題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屬和上級的自利行為的內在邏輯不可能使科層像一部運行平穩(wěn)、有效率的機器那樣持久……人們不可能涉及一種機理――控制體系同時規(guī)約上級與下屬的自利。對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種激勵制度而言,總有一些人有‘卸責’的機理――追求更狹隘的利益,從而導致在組織中每個人看來都覺得是無效率的那種均衡結果”,因此,“狹隘的、新古典的組織經濟學的觀點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實際上,20世紀初巴納德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中就強調,管理者的主要職責在于領導,體現為激發(fā)大家合作、冒險、創(chuàng)新的愿望,從而超越那種狹隘的、利己主義的激勵分析所導向的努力水平。
篇8
【關鍵詞】儒學;經濟人;理性;人性論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經濟學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經濟人”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基石,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最優(yōu)化分析貫穿各個領域,有著極強的魅力和實證解釋力,而西方經濟學磅礴的理論大廈也是在“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來的,無數經濟學家不斷地為其添磚加瓦,西方經濟學理論日趨完善,各種流派也是百家爭鳴。西方經濟學在不斷地向前發(fā)展的同時,經濟人假說在不斷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們認為經濟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統經濟學的解釋是對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但是當我們將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礎聯系在一起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經濟問題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這說明了傳統文化對于人們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是影響中國經濟學獨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文明百家爭鳴,但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歷史淵源和影響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視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傳統“經濟人”假設的影響時,首先選擇了儒學文化作為開端。在經濟利己性角度探究傳統儒家文化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融合,力求找到兩者之契合點,在此基礎上改善原有假設,建立適合中國的新假設體系。
二、文獻綜述
(一)“經濟人”假設的歷史、文化、宗教淵源
傳統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產生和發(fā)展的初期,社會政治經濟的發(fā)展狀態(tài)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基本假設的建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殘酷的原始積累,人們的經濟行為基本上可以不顧其他人的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此時顯現出的是人類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現實的反映。另外,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義基礎是性惡論,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義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響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論善還是惡都追求自我,這一點在眾多西方著作、電影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因此,基于經濟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傳統“經濟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的利己主義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形成及修正
“經濟人”假設,起源于享受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關于勞動交換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懶惰的,必須加以鞭策。之后,西尼爾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后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但是“經濟人”假設從建立之初,就倍受懷疑,愛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個人的行為受自利原則驅使是“經濟學第一原則”,但他也承認這個原則并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而這種非現實性來源于簡單的利己性假設對社會規(guī)范及個人——社會關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視。
阿瑪蒂亞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論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評述道:“事實上,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類對別人的事情不管不顧是沒有道理的(sen,1987)?!痹撘庖姶砹嗽缙谂u者如美國的凱里(Carey,Hery.C.)及其追隨者湯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派及新歷史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他們反對古典經濟學對人類動機作這種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張以“真實的人”來取代非現實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經濟學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經濟實踐中,利己原則遇到的一個重要困難是現實中存在的利他主義經濟現象,這一點就連馬歇爾(Marshall,Alfred.)也不否認,而提出人類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國經濟學基本假設構建的進程
在中國,最初關于傳統文化對于經濟影響的討論大多作為解釋每種經濟現象的原因之一出現的,而對于這一問題進行較為專門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構建中國經濟學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上來認識,起于樊剛、盛洪、汪丁丁等少數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已開始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作為經濟學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學和西方哲學中的科學傳統之區(qū)別,力圖以此找到中國經濟學之根(盛洪,1994),并且?guī)熗酵ㄟ^比喻把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疇,但是沒有建立相應的模型(盛洪,1998);樊剛則從中國文化重人治與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較中,說明文化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樊剛,1994);汪丁丁把中國文化分為若干層次,分別說明與經濟的關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曉玲從西方經濟學中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體現以及西方經濟學如何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對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意義進行分析(王曉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經濟人假設”:第一、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第二、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tài)。第三、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對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支持
(一)傳統儒學的文化精髓
傳統儒學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實質是一種倫理哲學,其核心內容是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寬、和。在數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傳統儒學形成了獨具特質的精神風貌和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產生、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時在現代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與基督教義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論;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比,儒家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與西方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相比,儒家文化主張“和”為貴。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于社會中的人的基本性質有著迥異的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必然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其行為與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們的行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歷史背景之間并不是僅僅存在沖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內容,例如博愛、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學思想與“經濟人”假說的基本沖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義,一曰“仁者愛人”。二曰“克己復禮”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對孔子的“仁學”理論繼承的基礎上加以補充,而提出了“義”,認為仁是發(fā)自內心之愛,義是所以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仁義”道德會對人的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人們在經濟利益和仁義道德前要做出權衡和決策,而仁義道德對于決策結果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價值哲學中,一向認為人的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鬃佑谩耙娎剂x”2、“見得思義”3奠定了義和利的關系基礎,在此基礎上,在進行價值選擇的時候合義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義的則堅決不取。經過后人的發(fā)揚,儒家的價值觀基本上定型為“先義后利”,“以義率利”的義利觀。當人追求物質的欲望與社會的政治合道德原則不會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指導行為,而孟子認為,當欲與禮矛盾時,要用禮節(jié)制欲,生命與禮義不能兼得時,要毫不猶豫地“舍生而取義”4。
據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經濟”與“非經濟”完全對立,而儒學的“中庸”思想卻是強調的整體思考,不強調對立與矛盾??鬃幼非蟆疤烊撕弦弧?,強調對人性進行全面整體的思考,考慮經濟與否時不是強調二者的對立和矛盾。
(三)儒學思想對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
前述內容中曾提到,傳統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淵源,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領導者的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許多教義不是敵對關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補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愛”與基督的“博愛”、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處。
《論語·里仁》中的一段話: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鄙鲜鑫淖直砻骺鬃硬⒉环磳θ藢ξ镔|利益的追求,而關鍵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須堅守“仁”的標準,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人總是在一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為了得到利欲而不顧廉恥,就會釀成大錯。
因此,對于財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標,要在財富和“仁義”之間進行權衡。因此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目標在面對儒家的財富觀的時候,不需要全盤否定,只需要進行必要的改善:經濟人的收益應該由貨幣財富和精神財富兩部分構成,其中貨幣收益即“財”,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學思想并不否定人對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時要兼顧財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關系,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則對于“經濟人”假說而言,其內容并非與傳統儒家思想完全相敵對,在建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經濟人”假說時,應該保留傳統“經濟人”假說中的部分內容。
四、“儒學人假說”的探索:廣義利己性與新理性
(一)“廣義利己性”假設的及其影響
基于上述對于儒學思想與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內容的對比分析,在儒學人論的背景下,提出“廣義的利己性”假設如下:
人同時具備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會給行為人帶來滿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會在行為產生時轉變?yōu)槔盒?,因此,廣義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為轉變而來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帶來物質(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質效用可以用貨幣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為轉變來的利己性帶來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兩部分效用變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為人的行為決策依據是兩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損害他人利益來獲得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該行為會帶來物質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為負,因此行為人是否會選擇該行為取決于兩種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質效用可能會強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會強一些,因此也就產生了不同行為主體作出不同決策的情況。
(二)新理性人假設
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可以辨別與區(qū)分物質和精神兩部分效用的大小。經濟活動中,主體目標是自身綜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滿足程度的最大化,生產者追求的是貨幣利潤帶來的物質效用與生產銷售行為所帶來的精神效用綜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設下的利益評價體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廣義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類行為決策的目標不是完全的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綜合。人在“利己”的同時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會帶來個人滿足感的上升,增加個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將傳統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的效用理論與廠商理論相結合,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廠商,其收益由兩部分構成: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當兩者之和達到最大化時,才會達到均衡。
在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中,物質收益的評價采用效用(消費者)和貨幣(生產者)兩種評價方法,而且兩種方法分別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消費者還是生產者)獨立評價。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將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綜合評價,需要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借助效用理論中的“貨幣效用”的觀點和結論,可以將貨幣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統一表現出來,以使評價標準統一,以利于進一步關于最大化等問題的分析。鑒于篇幅的原因具體的評價方法的構建將在另外的文章中單獨論述,在此暫不贅述。
五、結束語
基于儒學“仁義”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廣義利己性”假設和“新理性”假設,在滿足描述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人的影響的同時,可以利用現有西方經濟學概念和體系,將原本對于不同目標群體的理論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評價體系和基本規(guī)律,使用現有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做最小的改動滿足中國經濟學的適用性問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沒有對具體的利益評價體系和評價方法做詳細闡述,具體內容將在其他文章中單獨進行闡述。隨著各類相關理論的不斷豐富,進而構建出整個中國經濟學的微觀體系。
注釋:
①出自《舊約.創(chuàng)世紀》第三章.
②出自《論語·憲問》.
③出自《論語·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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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修正的經濟人假設;
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設。從而確立了新制度經濟學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人假定
一、經濟學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學家?guī)於?968年提出的,指常規(guī)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guī)范。它有兩層意思:(1)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2)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為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guī)范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及其行為方式。
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有一套獨特的基本前提假設、概念體系、理論方法,有足夠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論家用來解釋各種理論問題。(2)能持久地吸引相當一批理論家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范式就是經濟學界對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的選擇和界定,它決定了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范式與經濟學流派、經濟學體系等價。它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關系、側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及其不足
從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一流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假設為前提的范式。這三個假設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這種假定,經濟人“總是用敏銳的眼光,對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慮。他不僅明白自己當時面臨的選擇范圍,而且對未來的選擇余地也了如指掌?!保▌⑹厘\,1994)。但這種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論抽象之中,實際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三種假設均存在著不現實性:(1)完全理性不現實——現實中總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現實中往往“信息不對稱”;(3)現實中很難做到利潤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不足:(1)忽視了制度,將企業(yè)看作是一只“黑箱”;(2)對經濟學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時點上,將時間看作是不變的;(3)交易成本為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
1.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理性假設的修正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chuàng)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曾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認為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chuàng)新,是對新古典理論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認為經濟人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發(fā)展提供了長久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但是它沒有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扑怪赋觯骸爱敶贫冉洕鷮W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fā)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間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含的前提,而應該對其展開具體的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中,人們開始研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制度與正的交易費用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抽象世界。在這個真實世界里,經濟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堅持的有限理性觀點,即:人們只具備有限的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諾斯(2002)所說的那樣,“我們實際上只能擁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huán)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guī)則能減少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huán)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chuàng)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傊捎诹送耆硇院蛦渭冏非笞岳男袨榧俣?,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同時,這也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
經濟人的有限理假設引發(fā)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第二個假定,經濟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威廉姆森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采用非常微妙和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1987)。這主要包括兩層含義:(1)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濟人就會根據個人目的篩選對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對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謊等;(2)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一旦經濟人發(fā)現有機可乘,就會不遵守或違背契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發(fā)生的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修正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獲得了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機會上義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fā)生。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原則自利原則的拓展。它把“用詭計尋求自利”這種情況包括進去了。經濟人人性假設機會主義的說法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當中,是處處可見的。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設,討論了旨在減少相應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產成本的替代性契約安排的產生。
2.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零交易成本假設的修正
在新占典經濟學的理論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設,經濟人獲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是不存在的。諾斯對零交易成本的現象曾譏諷:“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有趣的問題,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諧的,制度不存在,所有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業(yè)的性質》里提出來的。科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現實的。在他看來,交易活動是稀缺的,發(fā)生交易活動需要成本。這就是交易費用的最初含義。這個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經濟學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設,使經濟學的假設更貼近現實了。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來,立即在新制度經濟學各個理論分支,包括制度變遷理論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然而,對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諾斯認為交易成本“取決于對復雜的價值尺度進行測度的成本、人績效的估算成本以及執(zhí)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實上,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諾斯認為,制度通過約束和懲罰給經濟中交往的人們以明確的預期,從而降低了由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引起的不確定性的程度,而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則表明獲取信息成本的減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這樣通過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就為解釋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修正的意義及局限性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確立了制度在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從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范式也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有限理性假定;(2)機會主義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該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chuàng)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探討了制度變遷規(guī)律及其對經濟發(fā)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fā)性的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等。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zhí)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傊贫仁且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chuàng)新等問題。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例如從其理論邏輯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jié)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但他們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中的真正的人,與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舍棄了很多人的社會特征,仍然從人的一般性來分析抽象的個體。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也存在悖論: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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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隨著高職教育改革的深入,高職教育已經從單純的規(guī)模擴張階段轉向內涵建設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是教學改革,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實踐教學。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對實踐教學的內涵理解偏重于動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養(yǎng),這就導致了在教學過程中,只注重實驗、實訓,而忽略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本課題旨在通過對工程經濟學實踐教學模式的研究,探索以鼓勵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思考為基本特征,養(yǎng)成一定的職業(yè)態(tài)度并以提高職業(yè)素養(yǎng)和職業(yè)能力為目的的實踐教學模式。
二、工程經濟學在高職院校的教學現狀
工程經濟學是一門工程與經濟的交叉學科,是以工程項目為主體,以技術經濟系統為核心,研究如何有效利用資源,提高經濟效益的學科。工程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運用工程經濟學原理分析和解決工程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工程專業(yè)比較熱門的今天,眾多高職院校紛紛開設了各類工程專業(yè),而工程經濟學作為各類工程專業(yè)的一門核心課程,其重要性日漸顯現。該課程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各類工程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進行評價論證和擇優(yōu)1,是工程技術專業(yè)、工程造價專業(yè)、房地產估價專業(yè)及其他相關專業(yè)本、??茖W生必須掌握的一門課程。
(一)常用教學手段與教學模式
教學手段是師生教、學相互傳遞信息的工具、媒體或設備。而高職院校工程經濟學的傳統教學手段大多數還主要采用課堂講授為主的方式,結合板書等在課堂上完成知識的傳授。受課時限制,教師在講授完大量的課程內容后,只能選取提問或作業(yè)等方式來與學生進行教與學的互動。部分教師在講課實踐中采取了一些變革手段。比如,有些教師開始采用多媒體教學,將知識點更生動、形象地展示給學生,便于學生理解、記憶。這種教學方法的應用對工程經濟學的教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提高了工程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和效果,提高了教學效率。另外,還有部分教師開展案例教學,通過對案例的講授加深學生對現場實際工作的印象,學會理論知識的應用,增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些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程經濟學教學模式的進步。但目前推廣還存在著一些制約,如,多媒體教學資源的匱乏,案例教學的資料匱乏,教師缺乏現場實際工作經驗,導致部分案例與實際聯系不緊密,教學效果不理想。
(二)教材的選用及工程經濟學課程在學院的定位
教材建設是高職院校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有不少有關工程技術經濟學的教材,但是要么是本科使用的,偏重于理論研究部分;要么就是臨時拼湊的,僅僅照搬了工程經濟學的幾章內容,沒有完整的體現工程經濟學的系統價值。因此,編寫適合高職院校使用的工程技術經濟學系列教材就成為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我們借鑒國內外有關工程技術經濟評價方法與經驗,充分結合工程項目的實際,在劉曉君主編《工程經濟學》教材的基礎上,廣泛征求工程造價、工程施工技術、工程項目管理等專業(yè)老師的意見,結合學科的發(fā)展和各專業(yè)的需要,對教材進行了大膽的改革。按照學院目前的教學計劃,工程技術經濟的講授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針對工程施工技術專業(yè)的,主要講授工程技術經濟的基本原理與方法,定為考查課;另一個層次是針對造價,房地產估價等專業(yè)的,主要偏重于工程經濟在實際中的應用,定為考試課。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在使用上述教材的同時,還指定造價工程師、一級建造師等執(zhí)業(yè)資格證書考試培訓教材作為教學參考書,為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實踐性學習提供有效的參考資料。
(三)師資隊伍條件及實踐教學模式
工程經濟學具有系統性、綜合性、定量性、應用性的特點,因此對教授這門課的教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具備一定工程技術的知識,其次還要有管理學、經濟學的知識,最后還要具備一定的生產一線的實踐經驗。但是,目前在高職院校的大多數教師都不能兼而有之。這就需要學院創(chuàng)造條件和提供機會讓老師們走出去,或是到其他院校進修,或是到生產一線參加生產實踐。目前的實踐教學模式主要是案例教學和課程設計。
三、工程經濟學實踐教學改革建議
工程經濟學課程經過幾年的建設,雖然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有了很大的改進,但是,在高職教育逐漸轉向內涵建設的今天,特別是在實踐教學這一塊,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一)超越實踐教學的具體操作層面,從實踐教學的內涵上來理解
實踐教學實踐教學既不是單純教學形式,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教學活動。即實踐教學既不是通過有計劃的組織學生實驗、實訓實習等教學環(huán)節(jié),也不是簡單的課程實踐、課程設計、畢業(yè)論文等形式的教學活動。實踐教學的目的是從單一的技能培養(yǎng)向學習者自身創(chuàng)造性的應用能力的轉變,是學習者自我調整的過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谶@個觀點,工程經濟學的實踐教學應貫穿培養(yǎng)學生的職業(yè)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在教學目的上,發(fā)展學生綜合職業(yè)能力;教學內容上,選擇與職業(yè)情境相關的綜合性問題,甚至需要相關專業(yè)配合來解決,并且問題要體現一定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典型性;教學組織多采取多種形式的學習形式,培養(yǎng)專業(yè)能力以外的素質,如溝通、協作能力;教學方式多種教學方式交替使用。
(二)通過校企合作,實現工程經濟學的“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
高職教育的目的是培養(yǎng)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這一歷史使命,要求必須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yè)為導向”的教育方針,實踐教學中的實踐性必然成為高職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重要特征,這種特性要求實踐教學要尋找學校與企業(yè)、學習與工作、知識與技能之間的結合點與平衡點,也意味著高職課程建設不能脫離行業(yè)企業(yè)3。因此,在工程經濟學的實踐教學課改革中,要充分利用校企合作機制,在實踐教學中通過相關行業(yè)、企業(yè)專家全面、全程地參與,充分發(fā)揮企業(yè)在實踐教學中的重要作用[4]。把企業(yè)中的實際工作項目,在教授的過程中以案例的形式,引導學生分析,解決問題,并且定期或是不定期的聘請企業(yè)專家來學院指導,同時,也分批派學生到企業(yè)中實際參與項目的建設。
(三)以工程項目為載體,重新編寫工程經濟學教材
高職教育的最終目的不僅是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更重要的是要關注學生的職業(yè)生涯發(fā)展。因此,工程經濟學課程在建設過程中,既可以用企業(yè)已有的項目,也可以重新開放項目,甚至是模擬項目。在編寫教材中,按照項目在實際工作中的操作流程,或是按照一個完整的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順序來組織教材的內容章節(jié),并按照針對性,先進性,實用性,淺顯性的原則來編寫教材5。比如可以把工程經濟學的原理和應用部分編為兩個連續(xù)的章節(jié),這樣體現了知識的連貫性。同時,選擇有一定工程實踐經驗的教研室主任擔任主編,并邀請行業(yè)專家、教學專家對校本教材進行審稿。
(四)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yǎng)學生的職業(yè)素質
工程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在實踐教學改革中,應以學生主動參與,主體探索和主動思考為原則,在實踐教學時,教師主要起引導和組織作用。學生通過校內的課程設計,模擬項目競賽達到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同時通過校企合作,與企業(yè)專家一起做項目,發(fā)掘學生的潛力。在工程經濟學的各種實踐教學過程中,一方面實現學生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培養(yǎng)學生具有健康的職業(yè)道德和職業(yè)心理。
四、結語